近年来，法院更为强调与各个部门的联动机制。
首先，尽管有论者主张把比例原则补充法益保护原则，即刑法立法应在坚持法益保护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比例原则的审查方法，但整体上仍是拒绝架构刑法与宪法之间的复杂关联，只是把比例原则作为法益论的分析工具，并没有把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与犯罪化立法、法益论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来。刑民、刑行界分涉及我国既定性又定量的特殊制裁体系，如何合理解释这一特殊制裁体系，是法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
这是在重视合宪性审查的背景下，必须要强化的一种刑事法治理念。在这种刑法扩张的背后，隐藏着法益论在刑法立法中的困境。（二）与融通宪法的法益概念的制度功能与融通宪法的法益概念能够在避免刑法从法益侵害向法益侵害危险退让、以价值理性取代目的理性上发挥作用。（二）宪法化改造：宪法视角法益概念之理论突破法益概念的成功或许是由于它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立法者或解释者凭借这个分析工具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使法益成为一个变色龙的概念。然而，这一分析工具在立法的积极态势与二元违法观的法治环境中却面临空洞、混淆与松动的现代困境。
比如，刑法中的盗窃罪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意义中的盗窃违法行为，在行为方式上并无太大区别，但在数额上呈现出阶梯关系，数额较大的盗窃行为才属于犯罪，达不到数额较大标准的盗窃行为则属于违法行为，因而单纯把法益界定为法律所保护的生活利益，则难以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为了使刑法维系社会的功能最大化发挥作用，刑法通过对抽象危险犯类型的规制来防止特定危险实害化。之规定，2012号标准是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市公交公司应当无条件执行。
这毋宁是新法代替旧法的重言式。行政机关以及法院选择从旧，是旧法的存续。不要试图建立适用于所有部门法的统一的溯及既往规则，不同部门法所适用的对象及法律渊源有着太大的差异。从这两个适例来看，持续性事实与跨法行为的区别在于：违法事实的存在，于后者而言，是基于行政相对人意志的持续（或者说反复）的积极作用。
法院判示：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不能对2018年1月1日之前发生或发现的行为溯及既往......海淀区市场监管局适用1993年12月1日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邮票交易中心公司进行处罚并无不当。这四个理由中，①是本案事实，②③是从新的可接受性，④则是从新的正当性。
由于适用信赖保护原则要考察私人的信赖表现，此种理论构成必然重视物理上的时间关系（以下称之为信赖保护论）。被告（安监局）根据交警部门的认定，以事故车辆未执行新的国家标准（方向盘的最大自由转动量超标）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为由，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安全生产法》（2014修正）第18条第5项、第92条第1项）。更为重要的是，在公法中，既得权的尊重——旧法存续的原则性——被正面否定。如婚姻、行政合同，由于当事人无法自律性地选择其法律效果，故当以新法的即时效力为原则。
新标准也适用于老车，因为它有那种力量——新法的即时效力。行政裁判实践中存在大量以新法已经代替旧法为由的从新，就是明证。第二个问题是法律上的既成事实与物理上的既成事实的区分，会造成相当多的形式观点下的溯及适用，以新法即时效力的形式被容认。对比本案和铜仁社会抚养费案，会发现从旧兼有利的自相冲突客观存在，不因解释技术而消弭。
②如果一个发生于旧法下的事实，被行政机关发现于旧法下，且相应的行政行为已经作出（发生法律效果），那么它就是法律上的既成事实，即便在争讼期间新法开始施行，法院也不能适用新法——法不溯及既往。而从被告的论法——对原告的超生行为适用新法构成溯及——来看，显然，在被告看来，此等从旧是不需要理由的。
离婚规定（新《婚姻法》第46条）适用于系属中的离婚诉讼案件，不过是新法的即时效力而已。进入专题： 法不溯及既往 。
这类案件使从旧兼有利的自相冲突暴露无遗：从旧则无视有利。但是，在时际法论看来，①是法不溯及既往。这个规范性命题有普遍意义，理应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刑法》（2020修正）第12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前者是法不溯及既往，后者是新法即时效力的支配领域。这两个案件，都涉及所谓的行政合同。
一、从旧兼有利的构造《立法法》确立的从旧兼有利，预定了新旧法交替之际法律适用机关的决断。而在公法中，新法即时效力原则源自公法的特性——它是制度法法律上的地位之法。
他还认为，新法的即时效力原则对于公法而言有特殊意义：公法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是制度法（droit institutionel），是法律上的地位之法（droit de statut légal）......对公法构造的任何变革，都不能使旧制度与新制度并存。在从旧与有利之间，何以选择后者？这引人深思。
直接从法律发生的权利是无法设想的。第二，行政许可须实体从新。
当然，可以着眼于兼字，强调以从旧为原则、以有利为例外。特别是在公法中，公法关系的特性使得从旧兼有利日益丧失其安定性。新法优于旧法是从授权观念导出的，同位阶规范发生冲突时的法律适用规则。由此看来，我国行政裁判实践中以新法已经代替旧法为由的从新，意味着我国法院基于其所认知的法律实践的普遍规律，通达了新法的即时效力。
只有如此解释，才符合刑事正义。《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3年11月11日国务院令第643号，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以来，各地时有发生的以处罚促关闭或搬迁的案件，就与过渡条款的不完备有关。
其弊端在于没有对利害关系人的信赖利益予以充分的考量和尊重。这不仅会使诸多个案的说理乃至结论发生逆转，甚至会影响到立法的进程与内容——如果所谓溯及出自立法。
这一方面意味着新法的即时效力原则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这种要求的法律性质：原则上属于立法裁量。第一个案件是南京养老保险待遇案。
过渡条款的必要性几乎是不需要理论证明的，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旧法存续作为例外，需要理由。事实上，2003年制定的《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2款已经包含此意：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动框架（规则）的分野体现了各个部门法的特性，概念框架的通用则确保了法学思考的体系性。
从行为开始到行为结束，扶正堂公司一直处于违法状态，行政机关作出处理时，新法已经代替了旧法，故适用新法进行处理并无不当。但在多样性被认可的合同领域，可以认可旧法存续。
从旧兼有利在《刑法》中被具体化为从旧兼从轻。二审则以下述理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涉及的是行政许可的行政行为，对于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律适用应当适用行政许可发生时即被上诉人提出申请时的相关规定。
图2 信赖保护论下的不真正溯及由是观之，时际法论与信赖保护论的分野主要是理论构成上的，不必担心更多的溯及被容认。过缓的弊病在于减损新法的社会效用。
